《杜甫詩手卷》(局部)王鐸上海博物館藏
(相關資料圖)
王鐸雕像
《臨王獻之愿馀帖臨王獻之愿馀帖》軸軸王鐸王鐸
王鐸的書法創(chuàng)作,不光體現(xiàn)出藝術審美,更多的是藝術冒險,很多時候體現(xiàn)出“極限運動”的特質(zhì),而這些僅僅是表面現(xiàn)象。王鐸書法的真正內(nèi)涵是一口深井,他的悲劇人生,才是活水之源。
同樣因為他的悲劇人生(仕清之后實為自我放棄),王鐸刻意地,同時也是創(chuàng)造性地將字寫大,以頂天立地的鴻篇巨制,變傳統(tǒng)書法欣賞“案上觀”為“壁上觀”,拓展了書法的審美場域和格局,從現(xiàn)實意義上讓書法藝術“站”了起來。
氣象壯闊 巨幀長軸創(chuàng)作執(zhí)牛耳者
明代以前,除了廟宇殿堂等處的楹聯(lián)以外,巨幅書法作品比較少見,傳世經(jīng)典作品的尺幅多為幾十厘米大小。自明代中后期起,隨著高大建筑物的增多,以藝術增美生活的審美思潮興起,巨幀長軸的書法作品開始涌現(xiàn),書法作品動輒幾米長,當時的名家董其昌、張瑞圖、黃道周、倪元璐等都參與其中,一時之間鴻篇巨制佳作迭出,奪目驚心。審美方式也由以把玩、凝視為特征的“案上觀”,變成了以眺望、仰視為特征的“壁上觀”。
王鐸是巨幀長軸創(chuàng)作的執(zhí)牛耳者。他的很多作品都有一丈多高,最高的《五言古詩軸》,縱高竟然達到驚人的4.22米!如此頂天立地的書法藝術,自然具有讓人血脈僨張的視覺震撼力。筆者曾在書店購買過王鐸巨幅長卷的高清影印帖,尺幅之高,層高3米的陋室不能懸掛,只能讓它委屈地躺在地上,供筆者瞻仰。即便它躺在地上,其字字威武、橫掃三軍的霸道神氣還是讓人屏聲息氣,不敢動彈。讀王鐸的字是需要勇氣的,而讀王鐸的巨幅長卷,則需要穿上救生衣,坐上救生艇——那是在驚濤駭浪中的行進和搏擊,那是人力與自然力的相互叩擊和呼應,那是神示的詩篇和魔性的心跡之間的角力——神仙打架,作為觀眾,我們很容易受傷。
王鐸的氣宇襟抱和他的擘畫神功,顯示出“獨與天地精神往來”的壯闊氣象??梢哉f,王鐸不是把字寫大了,而是把“人”寫大了;不是把個人寫大了,而是把自我意識寫大了——人生如蚍蜉,事事不如意,想做名臣,卻做成了貳臣;想做武將,卻做了跪迎降將;想流芳百世,偏偏遺臭萬年。錯錯錯,生之卑微以字放大!莫莫莫,臣之忠良以筆扛鼎!
王鐸寫的不是字,是生不逢時的肝腸寸斷,是人鬼附體的魂飛魄散,是遺臭萬年的名垂宇宙,是失敗人生的倔強戰(zhàn)書。
如果說顏真卿的“名垂宇宙”是其忠義肝膽的自然成全,那么王鐸的“名垂宇宙”則是其在忠義盡喪之后的絕地突圍,他有意識地將其書法和詩文作品編輯成冊,勒石刻拓,體現(xiàn)出相當強烈的審美自信和文化自覺,為其作品的傳播和流傳做了非常重要的基礎性工作。
重視臨帖 喜歡將書法作品勒石刻帖
王鐸留存于世間的詩文集很多,為后人研究和學習提供了很好的條件。這固然是因為年歲不久,諸多文本文獻還沒有在歲月流逝中遺失和消滅,而另外一個重要原因,卻是因為王鐸本人生前的自覺集納和“搶救性保存”。
特別值得一說的是,除了“編書”以外,王鐸非常注重勒石刻帖,也就是將自己的書法作品,請人刻在石碑上,供人觀瞻和拓印。比如《擬山園帖》《瑯華館帖》《日涉園帖》《論詩文歌》《二十帖》等,都是由王鐸的兒子或姻親主持刻寫完成的。所刻作品,除了來自于王鐸先前的饋贈,更有王鐸聽聞刻帖之事后的“專項支持”。他去世前曾囑咐兒孫說:“我一生別無所成,唯有書法一道小有所成。待我死后,可尋覓良工,將這些作品一一刻石鑲置于中室四壁,傳留后世。倘子孫后代有衣食不足時,亦可拓賣字帖,以濟溫飽?!?/p>
這充分說明,王鐸的刻帖,是一種有意識有組織有計劃的“文化工程”。于他本人而言,他的功名意識從來都是以流芳百世為旨歸的,當然他是想借墨跡舞日月、承天地以不朽,而于中國書法史而言,恰是因為他的審美自信和文化自覺,這些珍貴而有價值的墨寶,能于紙帙法帖之外,與自然界的碑石風云交會,在廣袤的天地間和歷史空間里,生發(fā)出“叮叮當當”的共鳴之聲。
當然,這“叮叮當當”的共鳴之聲,一定包蘊著王鐸質(zhì)疑經(jīng)典、重組經(jīng)典的砥礪之音。王鐸有意識地對經(jīng)典法帖中的錯謬進行了“勘誤”性臨摹,對歷代經(jīng)典法帖中的不同字體進行了“組裝展陳”,起到了現(xiàn)代“書法字典”的部分功能,而個性化的“博美性臨摹”,又為自己的作品成為新的經(jīng)典提供了可能。
王鐸是一個對臨帖極端重視的書家,“書不宗晉,終入野道”,但跟其他單純以學習為要義的臨帖者不一樣,王鐸的臨帖,其實質(zhì)是一種有意識的復古式創(chuàng)作:現(xiàn)場是古代,寫的是古人的文本,但灌注了王鐸的思想、氣息和學養(yǎng)。比如在臨帖過程中,王鐸經(jīng)常性地將不同時代書家不同字體的作品進行選擇性“組裝展陳”,并置于一個冊頁之中,在與其臨摹的多個范本比較后我們還可以發(fā)現(xiàn),其摹寫出的字體竟然不同于原來的字體。這是臨帖嗎?如果不是臨帖又是什么?博采眾家之美而進行個性化演繹,王鐸總是以意料不到的做法為我們提供審美上的豐富性和吸引力。
不僅如此,在臨摹古人作品時,王鐸還經(jīng)常基于自己的學養(yǎng)、根據(jù)自己的理解,對法帖中的部分地方進行“糾偏”和“勘誤”,比如在臨王羲之的《蘭亭序》時,就將褚遂良摹本和薛紹彭摹本中的“?!备臑椤坝场?、“領”改為“嶺”、“弦”改為“絃”、“由”改為“繇”。對此,王鐸專門在一篇文章中指出,王羲之和王獻之所使用的是俗字,而不是正體。幾乎每一件古人的作品到了他手中,他一定會將他所認為的“訛字”“俗字”全部依照自己的理解進行一次修訂。這確實又體現(xiàn)了一種強大的文化自信,沒有相當高的文字水平是不敢這樣輕舉妄動的,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,王鐸希望通過對經(jīng)典法帖有計劃地臨創(chuàng)和改寫,自身也能躋身經(jīng)典,傳之久遠。對于一個有著重大自我期許的書家而言,這不是小聰明,而是大智慧。
卓成大家 書、詩、文、畫并舉
自創(chuàng)“一日臨帖,一日應請索”創(chuàng)作法,以“物理定量”使自身始終不離宗法,而卓成大家,這是王鐸基于自我成就給后世留下的公告牌和康莊路。質(zhì)疑經(jīng)典、重組經(jīng)典,源于本來、開創(chuàng)未來,以自身之臨創(chuàng)垂范,匡正后學之“任性創(chuàng)作”,則是王鐸于后世書法的重大學術貢獻。
王鐸曾說:“書學以師古為第一義”,將師法古人放到“第一義”的位置,這是因為有感于當時書家“無法度”而“野道興”,更是痛心于部分書家沒有由來胡涂亂抹,或者本來有一定的書法傳習基礎,但稍有名氣后就背離傳承,“我體”橫行。所以王鐸要反復重提臨帖,“書不師古,便落野俗一路”,“書不宗晉、必入野道”。“不學古法者,無稽之談也”,“予書獨宗羲、獻。即唐宋諸家皆發(fā)源羲、獻,人自不察耳。”
更重要的是,王鐸終生堅持“一日臨帖,一日應請索,以此相間,終生不易”。王鐸成名甚早,請索者眾多,往往一字難求,他的江湖地位之高,可以說是審美風格的確認者和藝術鑒賞的首席專家,他就是用腳趾頭握筆寫出的字,時人也會如獲至寶。但是他并沒有覺得自己就是規(guī)矩制定者,并沒有得意忘形覺得自己天下第一,真正的大師還是古人,所以王鐸主張一定要終身師古。他的杰出貢獻是給“師古”作出定量要求:一天放飛自我,一天重回古人身邊,以保持自身高古之氣。這個法則對晚明當時甚至當今時代都有重要的啟示作用。
最后一點,也是最重要的一點,前面也已經(jīng)說過了,王鐸書、詩、文、畫并舉,詩賦心聲,字達情意,文注淵源,書寫本我、書寫“我本”,為書法增添歷史價值,為歷史提供個性化美學旁批。王鐸僅留存于世的詩作將近萬首,而相當一部分詩作都附有跋文和題記,這些文獻為我們了解當時的真實歷史提供了依據(jù),這也正是王鐸不同于或者卓絕于其他書家的最大特點。王鐸所有的藝術技藝,書法、詩歌、繪畫、文章等交相輝映、互相滲透,在其特別而悲情的宦海人生中,最終匯聚于書法藝術,形成了“有明以來第一人。”
這是王鐸對中國書法史的最大貢獻。(王來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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